1981年1月25日，最高法特别法庭公开对做出宣判，判决书全面列举了她的诸多罪行，其中就包括“迫害国家主席”、“诬告”。

  当初，无论是对冤案复查还是“两案”审理，都明确过一件事，那是所谓的“专案组”曾无所不用其极地炮制伪证，为此用尽粗鄙手段。

  令人不齿的是，复查根据结果得出，、康生等人对的诬告，完全是凭借伪证拼凑而来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

  只能说，在那段荒唐岁月中，一边是、反革命集团的肆意陷害，一边是文革推行的极左路线，两者共同作用下，想要炮制大量伪证并非难事。

  具体说来，伪证的炮制分为直接和间接手段，直接手段很好理解，就是弄虚作假、逼供信等等，想要将伪证做得更逼真，就少不了间接手段。

  1966年末，在尚未对进行任何审查的情况下，一伙人就认定他是被打倒对象，开始大肆鼓动造反派全面展开“倒刘”行动。

  1967年之后，“专案组”虽然成立了，还不进行调查取证，可在、康生等人的公开讲话中，总会毫无根据地将“反革命”、“大叛徒”扣在头上。

  其实，在很久里，专案组费尽心机都没能找到证明“自首叛变”的证据，对此极为恼火，不惜在专案组会议上大放厥词。

  “就是大叛徒、大特务，革命小将们整理的材料我非常满意，虽说你们整理的有所进步，可好多东西还是赶不上的水平！”

  要说“先定性、再定罪”的手段，实则是在为彻底打倒造势，也还是为了掀起更大的运动浪潮做铺垫。

  面对抽调来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对其施加压力、严密控制。

  “千万不要小瞧你们的工作，前途十分伟大，你们都是受党中央信任和依靠的干部，这可比什么级别都强！”

  在他们的如此鼓吹之下，、王光美这些审查对象都是不可饶恕的人民公敌，专案组成员必须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如此一来，但凡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表达不同意见，轻者会被斥责为“右倾”，重者还会受到处分或挨批，甚至被捕入狱。

  当时，只要调查材料是如实反映情况的，经手人员必定会遭到惩罚，如此一来，很多组员为了自保而制造了诸多诬陷材料。

  在如此卑鄙的逼迫手段下，专案组给出的材料，恰恰让世人因为相信权威而对这些伪证信以为真，此举达到的效果可谓瞒天过海。

  想要彻底天衣无缝地坐实这些“来之不易”的伪证，等人自然不可能给、王光美任何申辩、申诉的机会，更不可能让专案组成员听到他们的真实心声。

  专案组成立3年时间里，即便工作人员多次提出面见、王光美取证，一伙人全都拒绝了，这一点恰恰说明他们惧怕露出破绽，对于专案组成员丝毫不信任。

  至于、王光美等审查对象，只能认真交待罪行，不能申辩、上述，一旦有此倾向，就会被斥责为“不老实”、“想翻案”，甚至会遭到更加严酷的批斗。

  就在收集供词环节，只要是审查对象的辩护供词均不纳入审讯记录，也不能形成书面材料，哪怕审查对象写出来也会被扣押，根本不能上报和转送。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不允许、王光美申辩、申述的情况下，等人就能够达到任意栽赃的目的。

  事实上，当年在炮制冤案伪证的全过程，就是反革命集团翻云覆雨、篡党夺权的一个缩影。

  最为可恨的是，等人不但因此将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还残害了更多的老革命和高级干部，对于党和国家造成的伤害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