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一词发源于日语，最早从1980年代开始就广为流传。虽然已逝去30多年，但今天的日本依然有很多人被繁重的工作夺去性命。《过劳死》一书是作者在《朝日新闻》刊登的过劳死案例特集的基础上，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1个案例，深度采访了这11个丧亲家庭，揭露了日本职场过劳死问题的真实情况。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究竟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卖力干活？他们最后是如何苦苦挣扎的呢？被抛下的家人又会在怎样的阴影中度过余生呢？为何现在社会的过劳死、猝死现象慢慢的变多？作者从医疗、法律概念、社会环境等几个维度进行案例讲述和现象分析，为世人贡献了这本还原痛心真相的纪实文学。本文节选自书中第六章，讲述了一起“过劳事故死亡”事件：24岁的公司新进员工在通宵工作后，驾驶着摩托车死在了下班路上，并跟进了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与公司之间的诉讼过程。

  悲剧不只有过劳死和自杀。还有人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驾驶摩托车引发事故致死，这被称为“过劳事故死亡”。

  东京都的公司职员渡边航太先生于2014年4月通宵工作后，驾驶摩托车撞上电线岁。

  平坦的柏油马路笔直延伸向前，前方几百米开外有一处缓和的右转弯道。此处稍微偏离市中心，只有一些居民楼和小商店零零星星散落在周围。行人稀少，车流却不小，我站在人行道上，卡车和轿车从我面前络绎不绝地驶过。

  2016年冬天，事故发生两年半后，我第一次来到了航太先生去世的地方。为何会引发事故？我想在现场亲眼看一看，想一想。

  一男子驾驶小型摩托车撞击电线分左右，川崎市麻生区早野的一条城市道路上，一辆摩托车撞上路边的车挡后冲撞电线杆。车子属于东京都稻城市平尾三、职业不详的渡边航太先生（24岁）。渡边先生头部受到重击，不久后身亡。

  报道中职业为“不详”，我猜是因为事件刚发生没多久，当地的警察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细节。航太先生就职于一家名为“绿色展饰”的公司，总部在东京世田谷区。企业主要从事百货商店等商业设施内的植物装饰，在横滨市内有一个植物花卉的仓库兼办公室。航太先生的出事地点就在连接横滨分部和东京家里的路上。从横滨市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北走，就会来到一个名为“早野”的十字路口。走到这里的时候，陪同现场采访跟随而来的竹内多美子女士（

  ）对我说：“就快到了呢。”航太先生的母亲淳子女士因为过于痛苦，决定再也不回到事故现场，所以我拜托曾到过现场的竹内女士带我察看。她为正在与公司打官司的淳子女士提供了支援。竹内女士原本在川崎市的医院上班，退休以后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她主要协助冤假错案，但听闻淳子女士在当地提起的诉讼以后，便主动提出要帮忙。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警方事故现场调查报告的复印件，这是淳子女士特意借给我的资料。根据报告，可大致还原当时事故的情况。

  那天天气晴朗，两条对向通行的柏油车道表面很干燥。在距离撞击现场150米左右的十字路口处，航太先生骑着轻便型摩托车在等红绿灯。信号灯转绿后，他缓慢加速前进。然而通过十字路口行驶一段路后，看起来直线通行的道路其实有一条向左的岔路。航太先生继续斜着行驶了约15米后，接连撞上了路边的两个车挡。摩托车没有停下前行的势头，正面撞上了第二个车挡后的电线杆。

  过去的两年半期间，事故现场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条路似乎要被拓宽，当时摩托车撞到的车挡和电线杆都已经被拆除。附近的便利店也消失了，挂着一个“注意事故多发”的黄色警示牌。我检查了周围的电线杆，没找到摩托车冲撞过的痕迹。

  我和竹内女士决定，在离事故现场最近的电线杆处放一束花。竹内女士准备了一个装有水的塑料瓶。我们给电线杆倒了一些水清洁了一下，把还剩部分水的瓶子的上半部分剪去，用塑料绳绑在了电线杆上。我们在简易制作的花瓶里插上了一束白色的康乃馨。

  我们一起在电线杆前双手合十的时候，我想起了照片上见到过的航太先生。最令我难忘的一张是他在绿色展饰工作时拍的照片，应该是在喝啥东西的时候被摄像头捕捉到了。他嘴里咬着透明的杯子，单手比了一个V字，眉眼温和，一头刚修剪过的清爽短发。航太先生身高大约180厘米，高中时打篮球练就了一副结实的体格。

  航太先生肯定希望能活得更久一些，肯定想象过自己要在工作上做出一番成就，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还要为养育自己的淳子女士尽孝。一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被斩断了未来，为此我感到万分遗憾。

  把竹内女士送到附近的车站后，我开车在事故现场附近徘徊。就像事故发生的那天一样，天空一片蔚蓝，在笔直的道路上没什么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东西。至少我觉得，这里并不是一个事故多发的地段。

  事故发生后淳子女士向目击者打听过，知道航太先生的摩托车速度没问题。而且，据说也没有迹象显示，他曾使用刹车制动避免撞击。

  假如他没有超速，假如他有很大的可能性没意识到自己行驶到了岔路上……那么我能想到的事故理由就只有一个。航太先生的考勤卡记录如下：

  事故发生前一天的上午11点，航太先生开始工作，即便可能有小睡和休息的时间，他也是熬夜工作到了接近第二天早上9点。航太先生离开办公室大约30分钟后，事故就发生了。我猜想，航太先生是在驾驶摩托车的时候睡着了。

  接二连三地深夜工作我们逛百货商店或购物中心的时候，都会被店内装饰的鲜艳花朵和绿色植物吸引目光，挂满整面墙的爬藤植物代表了“绿色幕布”，长椅旁边放置了大型观叶植物，还有奢华点缀的圣诞树。绿色展饰就是一家从事这类植物装饰的公司。官网显示，企业成立于1995年，雇有70名员工（

  航太先生从2013年10月起在公司打工，负责用卡车从横滨分部运输花盆等物品，美化客户的店铺装饰，也需要完成养护服务，给植物浇水防止它们枯萎。他非常努力地投入到这些工作中。这类行业在冬天到来前的10月、11月时会变得很忙碌，因为商户为了迎接圣诞节和新年会增加订单数量。在为百货商店等商业设施提供大型装饰的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在商场营业结束以后才能进行操作。

  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航太先生刚上班第二个月，即2013年11月的考勤卡记录。

  一个月里只休息了5天，加班时间相当长，工作结束时间也晚得令人吃惊。11月只有6天在晚上10点前结束工作，有8天在凌晨3点以后下班，而且熬夜加班的第二天大多都是傍晚又开始工作了。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18日（

  ）的下班时间为第二天19日的“3：48”，但19日的上班时间显示为“6：56”，只间隔了3个小时。即便航太先生是一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这样的工作也太过辛苦了。

  从日报中可以大致了解航太先生每天在哪里工作。例如，11月17日，他在六本木的商业设施里工作，外加路上交通和休息的时间，一共7个小时左右。第二天18日在银座的百货商店工作了10个小时，19日在横滨的酒店工作10个半小时。工作强度基本如此。我想了解关于这份工作的更多具体细节，于是向和航太先生同时在那里工作的前同事K先生（

  “我说一下2013年冬天参加的原宿服装店的工作吧。当时，我白天主要在顾客店里巡场照顾花花草草，所以夜班上得不太多。那一天好像是人手不够了，我也被吩咐去帮忙。结束了白天的工作以后稍微休息了一会，我们晚上11点左右聚集在了原宿的服装店里。”卡车运来的冷杉树在几个人的搬运下放置在商店屋檐下，修整树枝，挂上蝴蝶结和灯。店内的柱子和墙壁上也挂起圣诞节的装饰。高处需要员工站在大梯子上完成布置。一轮装扮结束后还要负责检查成品效果，打扫门店避免留下任何垃圾。

  “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是黎明时分，工作的时候精力很集中所以还好，但乘坐卡车回到横滨分部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头晕乎乎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我一回到办公室，就忍不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K先生对我说，虽然那天晚上航太先生并没有参加原宿的布置工作，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现场情况都差不多。

  过完年以后工作强度会稍微回落一些，但春天的时候任务又多了起来。航太先生成为正式员工之前的2014年3月13日晚上，他与家乡的朋友在LINE上聊了几句，我想分享一下他们的聊天内容。前一天3月12日航太先生也一直工作到深夜，下班时间是13日拂晓时分，而13日他也工作到了晚上9点左右。下班后，他发了这些消息：

  航太先生已经精疲力尽。根据后来法院证实的数据，事故发生前的半年内，他的加班时间为每月平均63个小时。如果把时间缩短到事故前1个月，则平均加班时间攀升至91个小时。一直处在如此非人的工作状态，最后导致了航太先生的事故。4月23日11点他开始工作，第二天上午9点结束工作，劳动时间达到了21小时42分钟。航太先生驾驶途中无法抵抗睡意袭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想应该也有人会觉得，既然已经那么疲劳了，那就不应该骑摩托车回家，但其实航太先生有自己的理由。从横滨分部回到航太先生家里，乘坐公交和电车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而驾驶摩托车大概1个小时就能到家。能够理解航太先生在通宵达旦工作后，想要尽快回家休息才选择了摩托车。

  他经常在公交和电车都停运的凌晨下班，也会担心假如没有摩托车就回不了家。有时候领导也会要求航太先生骑摩托车来上班以备不时之需。以事故发生两天前的4月22日为例，根据后来法院查证，航太先生那天乘坐电车去上班，但领导说：“下班的时候可能末班车要停运了。”他就又回家把摩托车开到了办公室。

  航太先生和哥哥一起住在东京都稻城市的公寓里，自己不存在买轿车或摩托车。所以遇到上班快迟到的时候，他就会到约10公里开外的八王子市母亲淳子女士家里，借走轻便型摩托车用来通勤。航太先生按照自己工作上的安排，往返于两个家之间。

  太想成为正式员工了我想强调一点，航太先生刚开始在绿色展饰公司工作的时候，还只是一名临时工。2014年3月时他才被录用为正式员工，前文用考勤卡记录展示了那么劳苦的上班时间，其中有5个月他的身份都不是正式员工。

  那么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航太先生连正式员工都不是，却要忍受辛苦的夜班呢？答案很明显，“现在努力就有机会成为正式员工”。航太先生带着这样的想法一直努力干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渡边家是母亲淳子女士、航太先生和比他大4岁的哥哥三个人一起生活，家境绝对说不上富裕。航太先生读高中的时候哥哥就找到工作自立了，而淳子女士依靠当护工的收入勉强养活自己和航太先生。因此，航太先生高中毕业后，一边打零工一边上大学。他本想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但那个年代成为公司的正式职员很不容易。为了将来支持母亲，航太先生决定提高学历，以入职条件更好的公司。他借到了每月5万日元的奖学金，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自家附近私立大学的夜间课程，白天没有课的时候就在便利店或餐饮店打工补贴家用。勤工俭学并非易事，航太先生辛苦了6年才毕业。

  然而，他毕业后求职期间，很遗憾地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企业的橄榄枝。航太先生一边继续打工，一边往返于公共职业介绍所，终于他发现了绿色展饰的招聘启事。

  航太先生在跟淳子女士一起考量了工作要求后，去参加了面试。他回家后说：“不明白他们会不会以正式员工录用我，不过可以暂时作为临时工去上班。”

  母子俩都很乐观地看待这个结果，淳子女士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努力工作就可以升为正式员工，那样我们一家的收入也能翻倍了。”

  前文已经提到过，临时工的生活相当悲惨，以每天干活赚钱为目的的人绝对会叫苦连天。可是，航太先生把这份工作当作成为正式员工的重要机会，他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不可能一直靠淳子女士来养活自己，何况还要操心偿还超过250万日元的奖学金。冬天辛苦的时候努力工作，能否就能加入公司的正式员工队伍？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再勤奋也没用呢？航太先生一定每天都心事重重，精神上肯定也非常疲惫。如果认为这些疲劳的叠加酿成了事故，也并非不合理。

  诉讼记录显示，绿色展饰于2014年3月向航太先生发出正式的聘用通知，聘用理由是其勤奋的工作表现受到企业内部广泛称赞。如果是这样的话，绿色展饰是在考量了航太先生作为临时工的表现后，才决定录用他为正式员工的。要是航太先生得不到公司的认可，那就必须立马找下一份工作，他可不能笃定地在转不了正式员工的地方打工。我认为这样的录用过程对公司来说占尽优势，大家认为不是吗？

  我忘不了淳子女士说这线月，我第一次与淳子女士进行一对一的正式采访。采访地点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里，淳子女士垂下目光，对我低声诉说。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真的很担心淳子女士会追随儿子而去。她指责公司的话里本应该充满愤怒，但我印象中淳子女士身上没有与之相伴的气势和力量。不知道她是不是悲痛过度，连燃起怒火的能量都失去了。我对此感到忧心。

  这种印象贯穿了那天的整场采访，仿佛整个咖啡馆里只有我们这里被黑暗包裹着。虽然淳子女士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她的目光没有焦点，好像是在对自己，又好像是在对心里的航太先生说话。

  航太先生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猴子，护士把他抱到淳子女士胸前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抱着幸福！”希望他可以如同徜徉大海一样自由地生活——因此淳子女士为他取名“航太”。

  儿子长成了一个善良温柔的孩子，会在母亲节用攒下的零花钱给淳子女士买康乃馨。他学习成绩尽管不那么优秀，但是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学生时期参加了篮球队和学生会。他自小就能激励母亲的存在。

  “人活着就是奇迹，每一个瞬间都是奇迹啊。不好好珍惜、努力生活的话就太浪费了！毕竟母亲好不容易把奇迹带给了我。”

  2015年4月24日，航太先生的第一个忌日那天，淳子女士向绿色展饰公司提起了要求赔偿约1亿日元的诉讼官司。在周年忌日这天提诉，是因为淳子女士希望向法官和社会传达对生命之重的质问。我询问起诉公司时的心情，淳子女士回答道：“对某样东西一直怀恨在心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我只能问自己，这样下去我会不会崩溃？要选择伤害公司吗？我想结束这种仇恨的心态，所以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把案件交给法院处理。”

  我想丧子之痛应该会伴随淳子女士一生，但希望她有朝一日至少可以摆脱仇恨带来的痛苦。

  审判“我接到咨询的那一刻就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觉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案子。这种直觉让我一路走向法庭。”

  淳子女士的代理人川岸卓哉先生回忆道。川岸先生是一位30多岁的市民派律师，隶属于川崎市的律师事务所。由于小时候在学校曾遭受欺负，所以他决定将来要帮助，参加了司法考试。据说，在免费电话咨询里听到淳子女士的故事后，他就决定无偿接下这个案子。

  航太先生的案子与其他过劳死事件的不同点在于，这是一起“事故”。想要赢得审判，需注意以下一些要点。

  首先是事故的原因，川岸律师想要证明，是过劳导致了航太先生驾驶摩托车时打瞌睡。假如有左顾右盼或超速等过失的话，那就能够说是受害人自己的责任。其次，需要证明公司违反了“安全考虑义务”。下班以后如何回家由员工自己决定，一般来说即便员工发生意外事故，公司也没有责任。可是，这起事件除存在过劳的因素外，领导允许并指示受害人驾驶摩托车通勤。基于以上内容，公司难逃责任。川岸律师计划按照这样的逻辑采取攻势。

  我在他办公室进行采访的时候，川岸律师正视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官司。其实除了航太先生以外，还有很多人都因过度劳累引发事故。只要采取一些小措施，这些事故就非常有可能避免，如深夜工作后第二天推迟上班、夜班结束以后乘坐出租车回家以免出事。我们大家都希望这场官司的胜利不仅让绿色展饰，也能让社会上的其他公司都推动落实这些安全措施。”

  虽然航太先生回不来了，但同样的悲剧不能再次发生。这是淳子女士和川岸先生的共同目标。

  法庭上的见闻绿色展饰公司果然如遗属预想的那样进行了反驳。以下是我根据提交给法院的书面文件整理出的内容摘要：

  假使真的存在影响驾驶的过劳，当事人应该留下摩托车，乘坐公共交通返回，或者通过假寐减少疲劳后再驾驶摩托车。

  庭审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横滨地方法院川崎分院进行。在川岸先生和竹内女士的邀请下，旁听席上坐满了当地工会和民间团体的成员。淳子女士每次都把航太先生的遗照一起带上法庭。

  在庭审过程以及对旁听观众的采访中，虽然这么说有些老套，但我发现，“航太先生真的是一名认真努力的好青年”。

  “他是我司重要的员工，因其热情的工作态度和笃实的性格受到高度赞扬，所以将其聘用为正式员工，他既是让人信服的同事，也是深受前辈喜爱的后辈。”

  与过劳死有关的审判，往往会出现公司诋毁死者的情况。“当事人擅自留在公司加班到深夜”“总是在做不必要的工作”“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感到烦恼”等等，公司常试图使用这一些说法以回避自身责任。与之相比，绿色展饰公司正当评价了航太先生的工作表现，可以可以称为特例。也能说，失去航太先生让公司感到万分惋惜。

  航太先生在工作中被亲切地称为“航先生”。事故发生前不久还在一起工作的上司，在书面文件里这样写道：

  “我对准备回家的航太先生说：‘今天的工作你能不用参加。25日8点我们在八重洲现场集合。’我真心后悔当时没有对他多说一句‘一定很累了，乘电车回去吧’。”

  那天庭审结束以后，淳子女士一行在川岸律师的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航太先生的朋友们也从工作中抽出时间来支持这次审判。报告会上，航太先生的童年好友A先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哭到声音哽咽，我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小时候从京都搬到东京生活。在幼儿园因为讲关西方言被大家嘲笑，航太君是第一个和我搭话的人。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和航太君关系变好以后，渐渐交到了很多朋友。作为同龄的朋友，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但是航太君像一个大哥哥，总是扮演为大家提供咨询建议的角色。相反，他从不显露自己的烦恼或弱点。唯一一次抱怨就是有关于工作，在LINE上说了句‘说实话很累’。我作为朋友，非常后悔自己不存在更多地关心说出‘很累’的航太君。”

  和解2018年2月8日，横滨地方法院川崎分院的奶白色建筑笼罩在耀眼的阳光之中。这一天距离诉讼已逝去了大约3年，这场与公司的官司今天终于要以“和解”的形式结束。

  一号法庭与平时一样坐满了人，我坐在旁听席上寻找淳子女士，只见她身穿黑色西服，平静地坐在原告席上。她身旁的川岸律师似乎更加紧张，直到开庭前都表情僵硬地垂头看着法院的地板。

  下午1点10分，身着黑色法袍的中年男性主审法官进入法庭，身后一左一右跟随着两位法官。主审法官确认了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和解意向后，宣读了手中的文本：

  主审法官认为，这是一起过劳引起瞌睡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此外他还指出，公司本能够大大减少航太先生的业务量，指示他乘坐公交和电车回家，以此方式来避免本次事故。庭审裁定，公司有义务向遗属支付约7 600万日元的赔偿金。和解条件除支付赔偿以外，公司还应向死者家属道歉，采取彻底的预防再发措施等。这些措施包括：严格规范考勤管理，两场工作之间确保有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设置男女分开的休息室，报销深夜加班的出租车费用，等等。

  和解的内容对于淳子女士来说是一次成功，近乎100%满足了她的要求。这个结果对于一直追踪报道案件的我来说并不意外，但打动我的是主审法官梳理和解条件时的气魄。一般来说，当案件以和解告终的时候，主审法官不太会公开表态“哪一方是正确的”。然而，本次庭审的主审法官当庭宣读了事故的原因，和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等字句。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少见的，意在辨明事件的是非，抚平淳子女士的怒火和怨恨。希望这场庭审可成为预防过劳事故死亡的契机，这就是本次案件的意义所在。

  “一个没有过劳死的社会是所有人都翘首期盼的。”主审法官面对淳子女士朗声说道，“受害人必定充满怨恨，他踏出了作为社会人的第一步，本认为自身的未来充满希望，岂料生命惨遭截断。我能想象，原告作为遗属内心悲痛万分、极度心灰意冷、生活黯然失色。”另一方面，他鼓励绿色展饰公司：“应当借本案的机会承诺消除过劳死，宣布杜绝过劳事故的再次发生，期待贵司可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我至今报道过的过劳死事件中，从未在法庭上听到过如此真情流露的话。主审法官的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了对航太及其遗属的深切同情，以及希望今后悲剧不再重演的愿望。为何他会做到这一步呢？其实，原告淳子女士和川岸律师在达成和解协议的那天前，已经从主审法官那里听到了这些话：

  “我也有一个和航太先生同龄的儿子，能切身体会到您作为母亲的感受。我来说服对方，请相信我。”

  淳子女士的拒绝和解，原本只是作为赢得官司的手段，但主审法官却对她说了这番话。同样的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在法官自己儿子身上，对他来说，这场审判绝不是与自己无关的事。

  达成和解庭审结束之前，允许原告和被告双方进行发言。淳子女士站起来，宣读了她为今天准备的发言。

  “我的儿子成长到24岁，我作为母亲已经尽力为他提供教育，至于他走上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曾经有过希望和梦想。可是我没有想到，转瞬间这些都变成了绝望……”

  以此为开场白的淳子女士，向主审法官在过去3年中的审议工作表示感谢，最后说道：“从今往后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许诺将和航太一起努力，一点一点地向前迈进。”

  淳子女士讲话的时候，主审法官好几次皱起自己通红的脸，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努力忍住眼泪。

  新的战斗如今，审判已结束，淳子女士依旧参与在杜绝过劳事故死亡的活动中。例如达成和解后的第二个月，2018年3月，她向厚生劳动省提出请愿书，要求设立应对过劳事故的对策，每年都公布因过劳死而认定为工伤的人数，以及哪些职业和年龄层的受害人数较多等信息。

  淳子女士希望针对过劳事故死亡也进行类似的调查，并希望让所有人都了解预防过劳事故的措施。正是因为案件在法庭上被成功认定为过劳事故死亡，她才得以开展这些活动。

  淳子女士也把这些努力看作是实现航太先生的遗愿。她觉得要是可以和已经去世的儿子对话，他一定会说：“我的事情已逝去了，去帮助那些将来可能会遇害的人吧。”

  我注意到，最近淳子女士的表情有了一些变化。她脸上的笑容比以前更多了，也开始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提起诉讼并赢得和解，借着这些事，淳子女士也许可以慢慢地祭奠航太先生。我期望，为消灭过劳事故死亡做出的努力可以告慰航太先生的在天之灵。

  绿色展饰公司的负责人通过书面文件回应了我的采访，内容如下：“我们也向客户提出请求，申请改善交付货物之类业务的时间限制。公司方面准备着手在实施培训、业务内容、业务体制、医疗健康、通勤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在得到客户理解的前提下，我们正在努力减轻员工个人的工作负担，缩短不必要的实际劳动时间。祈望逝者安息，并祝愿遗属能早日回归安稳的生活。”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平凡的荣耀》（2020），图片与文章的主要内容无关，特此声明。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过劳死》，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取得授权。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