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各位人间的读者朋友们， 今天人间夜话栏目邀请到了学者严飞老师， 和我们分享由零工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及个体生活方式变化。 本期内容搭配人间作者苏怡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不一样的社会观察”联合发起人。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转型社会学，著有《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等多部著作。

  严飞：大概是在2018年，当时我想延续自己对城市外来务工者这一主题的研究脉络。

  其实过去对于城市外来务工者的研究，大部分都聚焦在“身份认同”层面上，以及“社会融入”和“城市融入”等相关话题。但自那两年起，（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主题开始变得很火。对于城市外来务工者的研究，开始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从啥地方来、要到啥地方去”，而是在资本的影响下，平台经济的兴起和带动之下，城市外来务工者注定会面临的更多选择。

  从战略层面，这些选择的确是一种灵活的用工形式，还可以增加收入。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认为新的用工模式是好的，于是自然对这其中的外来务工者更为关注。那时候，除我以外，还有很多学者也在关注这个群体，比如说社科院的孙萍老师（编者注：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也在做关于外卖骑手的研究。

  直到2019年，一篇稿件在朋友圈刷屏，就是《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分析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人都被放置于、或者是被束缚在一个或大或小的系统里面，任何一个人都在系统性的困境中——这不是过去的系统，也不是我们以前的制度，而是由新的平台资本所构建的一个新系统，在通过算法压缩送餐时间，进行最大限度上的流程的优化，以此达到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对于平台经济来讲，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它的利润一直上升，积累更多的用户，用户也会因为送餐时间精确而更信任平台；但是对于外卖送餐员来讲，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焦虑和困境，轻则是他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餐送到的紧张和焦虑，重则也许就会带来生命危险。这个群体的系统性困境，就是被压缩的送餐时间。

  而如果这个群体再细分，我们能看到，有些外卖送餐员是全职的，有些不是，比如每天除了外卖还会兼职送水或者开网约车等等。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比如白天在单位里面做清洁保洁，晚上去送外卖，送外卖就成了他的“零工”。

  第一种，送外卖是他的全职工作，第二种是他有自己的全职工作，然后同时外卖是他的零工，对这两种不同的职业的分类，导致他们所遭遇的职业性的保障是不一样的。

  大家普遍以为，除了时间分配以外，两者分别不大，比如保洁工作一天做3个小时，然后用8个小时去送外卖，和一天做8个小时的保洁，用3个小时来送外卖，看起来仅仅是时间长短不同的两份工作而已，但实则不然，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主要职业是什么？也就是你的劳务合同和谁签。

  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外来务工者比较具备吸引力的一个条件，就是包吃包住，当一家公司提供包吃包住这样的待遇的时候，这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务工人员会更加有长期就职的倾向，这甚至比五险一金还要重要。毕竟是真金白银地减轻他们很大的负担。

  所以，到底是做3小时保洁、送8小时外卖，还是做8小时保洁、送3小时外卖，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就是——谁来解决我住宿和吃饭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一些蓝领公寓，向企业端来提供员工住宿的基本服务：包括一张床铺、网络、能洗热水澡，比大学寝室稍微好一点。有了蓝领公寓以后，员工的留存率就会显著提高。

  比如总体来说，从事零工经济的这些城市外来务工者他们的“社会公平感”比较低，“社区融入度”也比较低；但其中00后的城市外来务工者，他们反而会更加倾向于做零工。

  可咱们刚才明明聊到蓝领公寓，员工留存度高，又能包吃包住，但是如果你是做零工的话，这企业肯定是不会提供的。那么为什么年轻的外来务工者还倾向于零工呢？

  首先目前市面上是有蓝领公寓，但整个市场占有率是比较小的，真正使用的，也使一些较大的企业，比如海底捞、西贝、顺丰等。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中小微企业是不负责帮员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最多会在小区租个房子，帮员工解决住宿问题。

  而如今这一批00后的城市外来务工者和他们的父辈又不太一样，他们会更加个体化和原子化一些，和家庭的联系也会更加疏远，且更不愿意从事重体力的劳动。

  相比之下，2000年前后进入到城市的、以80后为主的城市外来务工者，会有一个更明显的倾向——我来城市打拼，就是想赚钱；假如没有技术，那我就干体力活；如果有正规就业包吃包住，就又解决了一些生活成本，刚好让我把我挣的工资都能够存下来，所以会做更长时间。

  但是对于00后来讲，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已无办法去让他们去接受长时间的重体力活作为工作了。比如餐饮的服务员，小区、超市的保安、货运司机等等。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远离初级劳动力市场的这些重体力活。

  至少在我们的调查样本当中，这一批00后的城市外来务工者，他们会更加倾向于非正规的就业，就是灵活就业。每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在18小时到20小时之间，每月的工作时间大概在11、12天左右。他们尽可能的保留个体性，并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未来会有一个期待。

  这种对未来的期待指的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和城市融合在一起。或者我现在的“工作”只是一个过程，只是阶段性的，我只是这么做上一小段时间，总有一天我要去做别的，或者可以去干点什么。

  严飞：另一方面，新一代的00后在就业市场上又和父辈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社会公平感”的诉求特别强。也就是说，我感受到其他人对我的歧视，对我有不公平的待遇，我曾经从教育中、互联网带来的认知中，习得了城市的这一套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准则，我认为我是可以去追求我所期待的这些东西，但现实的社会却让我因为身份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追求——这就是“社会公平感”的落差。

  尤其是那些从小和父母一起来到城市打工，后来辗转各地又回到农村，长大后再回来城市的孩子。小的时候还意识不到，觉得自身和身边的大家都是一样，等到成年后再回来，就发现怎么阶层上有这么大的差异。

  与此同时，他们的父辈都是从乡村乡土来到城市里面来务工的，某一些程度上天然就能接受自己与“城市公民”的身份落差，但这些其实没关系，因为大多数上一代的城市外来务工者其实是为了赚钱回乡盖房子，或者在老家县城里面去买一套房子。

  之前他们就从来就没获得一个所谓“平等”的东西，更直接地说，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自然能接受低人一等状态。或者虽然我确实是受到了“歧视”，但是我自己的身份就是来自乡土，不识字、没有文化、手机用不好、不会打车、普通话讲得不好——很多外来务工者普通话讲不好，的确是会受到歧视——我天然接受了，甚至会说“这就是我的命”，但对他们的孩子来讲，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也讲普通话，我也读书、我也懂技术，如果来到城市发现我还是受歧视的——就像我的父辈一样——那这个“社会公平感”的落差就会非常大。

  因为灵活就业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社会福利保障更低，还可以说当下的“灵活”、自由掌控的时间，意味甚至可以说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工作。

  当然慢慢的变多的多元的选择肯定是一个大方向，因为现在普遍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这样的一种焦虑，会让大家认为还要多挣一份工资，多挣一份钱来养家糊口。

  严飞：说到底，用工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由supply（供给）和demand（需求）组成——“需求端”就是每个人想多挣一点钱，而“供给端”则希望能够通过“零工”的形式，有效规避一些比如说五险一金的制度性成本，这一点确实是不太好改变的。因为AI时代的结构性失业，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可能大家确实没有很好的方法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是大家没得选，只能去用不同的零工来填塞自己的时间。

  就像美国的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写的《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里面提到的，失业白领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因为结构性失业，不再拥有固定的工作以后，他需要去寻找一份固定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只可以通过大量的做零工来填塞自己当下的时间。但是当零工做的越多，时间就会越碎，就越难重新再回到结构性的正式工作的岗位里面去。

  我自己打网约车就遇到一个案例，司机师傅一边在开网约车，电话面试就来了，讲的全是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内容。我就听他在一边开车一边在讲，自己原来是做什么的，程序相关的工作是怎样的，软件相关的工作是怎样的，有多长时间的工作经历，听完他的电话后我也很感慨，就问他为什么来开网约车。他说自己就是先来过渡一下。

  但事实上，我们依旧会担心，如果离开了固定的工作太长时间，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很难回去了，这是全社会这两年、大批人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AI时代的到来、一些政策性的调整、疫情的影响等等，同时还有对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在用工的环节上会更加犹豫——同样一份工作，也许我可以用零工岗位来处理，而不再需要用更大的成本聘请一个全职的结构性工种。

  于是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必须从事好几份工作，来换取自己的收入。但是就像刚才讲的一样，这个收入可能是没有很好的方法保证的；同时背后的福利保障也是缺失的，因为零工经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去界定它背后的这些社会保障体系由谁来提供。

  所以，当大家都需要直面这件事情之后，面临的可能就不是像00后的孩子现在想的那样，我只要过渡一下，或者是我只是等着期待着我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新的机会，而会是一个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严飞：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批00后的孩子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也就20岁出头，对于他们来讲，尽管前面提到存在一个社会公平感的落差，但毕竟他们年龄不大，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我也挺可以理解他们不愿意进入到正规就业的市场里面。

  另一方面，他们还属于“个体”——就是以个体的方式进入了社会，还没有结婚。当你以个体化的状态进入社会，当然可以选择当“日结工”，我自己一个人今天赚到钱，明天后天躺两天没问题，但一旦组建家庭，就不现实了，等有了孩子，开销更大，这时候就必须要再回到结构性的、正规的就业市场中。

  可是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就是结构性的正规市场又很难，如果这个市场依旧在不断被挤压、进入变得更困难的话，零工的另一缺陷就体现出来——它没办法提供一个职业培训。

  大家都知道，零工是没有职业培训的，你在做零工的这一段时间缺少职业培训，下一个阶段又想要回到正规的行业，一定会面临更大的竞争。或许好的一面是，你积累了一些社会的经验，不同行业的经验。但实际上，大家在做零工的时候，更容易今天挣完这个钱之后，我要歇两天，因为不论多辛苦，也不会多挣多少。很难真的跳出来，考虑未来有可持续性的工作。

  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我们把每一个人的素质和知识储备不断提升，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这一点其实我和黄灯老师的观点是很类似的，就是一定要确保至少我们这些孩子要高中毕业，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基础教育还是要先扎实，不是9年制义务教育结束以后就辍学。

  我们大家对于当下的职业教育都清楚，在大学里，老师上课第一反应是说大家要好好学习什么的，但在职业学校里面，老师第一反应是你不要纹身、不要抽烟、不要去打架。其实在这样的职业学校里面是看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光辉灿烂的职业的前景，干脆不如我16岁辍学以后我就去打工，或者尽早的进入到社会，积累我的工作经验。

  其实涉及到职业教育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在1980年代大家觉得职业教育特别好，因为工人能顶半边天，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你进入到一所职业学校，毕业以后是包分配的，而且分配的是到工厂里面做这些高技术类的技术类的工人。这一时期的工厂还都是国有单位、国营工厂，是铁饭碗，因此社会地位身份的认同，有着内心发散出来的一种自豪感。

  但慢慢的这些职业学校就不再包分配了，就不再会和有一个工厂说有一个确定的协议，到了1990年代，大量工厂失业问题涌现。一直延续到今天，去上职业学校已经不再成为父母的首要选择，甚至大家都会唯恐避之不及。

  可能去职业学校大都是一个被动的被迫的选择，比如学习确实太差了，我没办法只能把孩子送到职业学院，但是送到职业学校以后，学校环境就是如此，所教授的所谓的职业技能在毕业以后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接受市场很好的检验——当然也有一些职业学校做的特别好，因为他的职业的技能会正好是有匹配性的——所以这也算是新时代的阵痛。

  如今很多大城市九年义务教育之后，高中和职业学校的比例都变成了5:5，但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说把百分比进行了调整，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在职业学校上有相对应相匹配的机制，能够不断的提高它的综合素质，才能保证新的就业需求和就业以后的社会地位的保障。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城市里的很多外来务工者，他们是非常需要技能的培训，想要，但找寻不到，其他的还有返乡农民工他们也特别需要。一些职业学校并没有对社会群体开放，一些职业学校需要复杂的文件和手续等难以满足的条件。

  如果类比国外，很多社区大学或者是学院都是普遍面向全社会所有人开放的，你都可以去修学分，这个学分和文凭的体系也是整个社会认可的。

  对于互联网环境成长下来的这批00后，可能他想去学国际贸易、学日文，然而要么是学校离家非常远、要么是语言学校非常昂贵，因此只能自己在网上自学。

  当然，这种形式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但还是会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去解决。并不是去解决零工经济本身，而是在一个生态体系里面，解决前端的教育和后端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标签等一系列问题。

  的确，零工经济在今天这一个时代是有它积极的效应的，而且确实是大家拥有更多的灵活的一个空间，大家会有一份额外的工作或者是收入，其实也是挺好的。慢慢的，有一些企业会创造出更多多元的渠道。但是教育和社会保障，也一定是需要的。

  目前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是一个结构性的失业，年轻人的失业率特别高，但零工经济，是不应该用来解决结构性失业的。

  所以，如果总结下来，看待零工经济的视角，是一种社会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的社会现象，更自由、更多元，不是过去那种僵硬的体系。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在一个比较丰富的、层级比较多的多元社会里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更多的可选择性或者可能性，这样你可以决定自己某一个阶段的人生会做什么事，做出自主的选择。

  A：我觉得所有真实的讲述我都会很期待，就是那种带有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情感的讲述。我喜欢听到真实的声音，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不需要曲折离奇，只要是最真实的这一些细节，其实就会很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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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初，我收到薄薄的一纸判决书：“本院认为，原、被告系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双方结婚多年并生育一子，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原告诉请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意料之中，却又超乎情理之外。

  这一年艰难诉讼的时光格外漫长、难熬，陪伴着我的好友们得知结果，几乎都是同一个反应：“证据齐全怎么就还不判离？女人离婚才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他们和在无数个日夜里纠结此事的我一样，无奈又气愤。

  可无论何种情绪来袭，无论未来还要多少次奔走，我对于离婚这件事的无比坚定，从未变过。

  2022年8月，常住地的区法院正式对我起诉老莫离婚纠纷一案进行立案。收到传票后，从未做过被告的老莫立马炸了毛。最爱面子的他大概永远也未曾想过，相处十多年的妻子会将他告上法庭，丝毫没有征兆，且不留余地。

  老莫不知道我彻底放弃这段婚姻的最终的原因并不是他出轨，而是摊牌之后他用拙劣的借口拒不承认，并且暴虐地对待我和儿子康宝，毫无悔意。那一刻，我百分百确认，这样的一个男人不配继续和我共度此生。

  我带着康宝火速搬家。起初，老莫以为这只是我的一时气愤而已，过了一两周仍不见我有任何妥协，便开始不断打电话威胁：“只要让我看到孩子，我就立马把他带回老家，你不撤诉，一辈子别想见他！”

  考虑到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在学校正对面的小区整租了一套三室两厅，距离原本的家只隔了两个路口。租房协议用的都是我母亲的身份证签的，就是怕老莫知道我的新住址。没想到，他很快就在夜里找过来，威胁我开门，直到物业来人才肯离开。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从在中国移动工作的朋友处查到我手机办理了新的居家网络，从而得到了我的新地址。往后的半个月，他又上门来敲过几次，见无人回应，只好作罢。

  暑假结束前，我跟康宝的班主任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如实说明目前家里的状态。班主任老师同为女人，在我平静的叙述里能与我共情，她的一席话让我安心：“以后放学家长接送时，我只认你和孩子外公，我也会和其他值日老师沟通好，在学校必然不会让孩子爸爸在你不知情时带走他。”从老家赶来帮我照顾康宝的父亲也总宽慰我：“大部分无赖都是嘴上喊得欢，实际什么事也不敢做。就算他把康宝抢走，也没人愿意帮忙照顾的。”

  我想了想，确实，老莫失去了我和孩子，好像就成了一座孤岛：酒肉朋友不会照顾他的起居、关心他每一种小情绪；老莫的爸妈连续照顾两个孙辈多年，早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小姑子珍珍刚刚二婚没多久，自然也不会让人打扰到自己的第二春。这么一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男人，其实身边并没有几个靠得住的亲朋。

  见不到我，老莫只能时不时打电话来吵，无非围绕着几个“狠招”——要么叫嚣带孩子回老家再也不让我见到，要么扬言一早来我公司闹，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把老公告上法庭的泼妇，要么就乱喊一通让我爸妈和律师不得好死的俗言烂语……那时的他之于我，真的从枕边人摇身一变成了无赖泼皮。

  见我不为所动，隔了一个月后，老莫的态度慢慢缓和下来，开始示好，时不时借着给儿子送牛奶、水果的由头，对我说些软话：

  过往他那些从未兑现过的承诺，如今成了强心剂一般，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我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不为所动，绝不会把自己的善良变成刺向自己的尖刀。

  在老莫又一次的言语威逼后，我还是拨通了公婆的电话，用最平静的语气告知他们儿子出轨的事实，发送开房记录、小三的录音供他们查阅。婆婆只是淡淡回复了一句：“搞成现在这样，你们俩都有错。”在那之后，我拉黑了她的微信，因为内心已经确定，这样宠坏儿子的母亲，不会讲道理，她只会站在老莫那一边。

  10月10日，法院邮寄了传票，通过短信发送了《案件受理告知书》等一系列的文书。在缴纳诉讼费后，又等了些时日，我的代理律师吴叔告知我：“案子将在11月14日开庭。”

  收到传票后的老莫又暴躁了几天，还是老三样，上门敲门试图面谈被拒，电话威胁我：“不撤诉就弄死你！”我早就习惯，只是笑着表明自己的态度：“随便！”他甚至还来我公司找过我一次，只是恰巧我外出工作，早就知道此事的前台同事并没过多搭理他。

  我一直满怀期待地等待开庭，老莫不闹腾、情绪平和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带着孩子过周末和爷爷奶奶见面聚聚。我知道即便自己被伤害得再深，也不能剥夺孩子享受父爱和祖辈关心的权利。

  搬家之后，我很少像过去一样郁郁寡欢，甚至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哭过。有爸妈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有了更多空闲时间跟康宝独处，陪他运动、休息、游玩。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爸妈和康宝一起出门，露营、参观矿物博物馆、植物园，又或者去吃各类美食……

  从康宝出生开始，家里一直是“丧偶式”育儿。老莫不管孩子的学习，但在康宝考试分数不好时，他会扮演“严父”的角色，狠狠地打骂孩子。他很少下厨给孩子做饭，如果康宝不舒服，他就会抱怨是我们做的饭有问题，害孩子得病……在老莫眼里，女人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心智聪慧，但凡有一点问题，就是母亲的失职。作为父亲，他感觉自己有权利随时对家人发火，对儿子进行管教。老莫偶尔会带康宝出去吃饭、玩耍，这些本应是一个父亲的日常行为，在他看来却成了自己额外的付出和贡献。

  分居后，康宝不再受到父亲突如其来的坏脾气困扰，我们通过理性沟通来教育孩子。康宝的生活变得更开心、充实和自信。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给他修剪小脚趾甲，他突然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以后我长大了，要给你买宝石头盔。”我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他说的是电影里女王戴的皇冠。我忍俊不禁，心里却有汩汩暖流涌过。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老莫对我来说仍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我在网上阅读其他离婚故事时发现，有一位已经离婚的女士出了意外，她的前夫不仅自动成了孩子的监护人，还能够合法地使用孩子从母亲处继承到的所有遗产——原来，即使离了婚，老莫也有一定的可能用着我的存款，继续花天酒地。

  在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之后，我迅速委托律师起草了遗嘱，并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当天，我带好户口、身份证件，以及名下财产的证明文件，包含房屋产权证、银行存单。同时，我还向目前工作的公司索取了亲属关系证明等文件。在公证处人员的指导下，我填写相关文件，缴纳费用。至此，我的遗嘱才合法地完成了公证。

  往后，如果我不幸身故，所有现金存款将归父母所有。我相信他们会善待唯一的外孙。至于房屋、车子，我所占的部分将由孩子继承。

  遗嘱生效的那一瞬间，我感到安心了许多，获得了额外的保障，同时也消除了一份潜在的风险。

  “双11”当天，法院突然通知我，老莫提出了“案件管辖权异议”，需要我前往法院进行沟通。

  待我匆匆请好假赶到法院才得知，老莫开具了一张他在小姑子珍珍所居住的小区长期生活的证明。我知道证明是假的，却也毫无办法——想来也是讽刺，那套房子是珍珍为了提防二婚老公偷偷买下来的，当时我们还特意陪她看了很久的房源。老莫那时跟社区物业混了个脸熟，这一纸证明想必开得格外轻松。

  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车辆进出、水电费缴纳明细等等证据，证明老莫其实仍一直住在我们婚后购买的居所，要么直接同意变更案件的审判区域。法官与吴叔都建议我，不如按照老莫提出的申请，答应更换法庭，移交案件的速度一定会比举证、再次跟被告方确认等等流程快速许多。

  吴叔无奈地说：“你这个老公不简单，一定也是私下里咨询了律师，依法合理拖延时间，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

  原本预计案件移交完毕能在2023年1月开庭，谁知新冠席卷了整个城市。等法院的工作人员跟老百姓一样“阳完了”，各个区的法院都积压了很多案件，再着急也只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等开庭排期。

  今年1月初，全家首次“阳康”，父母还有些咳嗽，加上康宝的寒假并不长，我们一致决定，今年就在本地过冬，没有像往年一年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年。

  除夕夜，我们做了些家常菜。没有“外人”在，我陪着爸妈和孩子一起看春晚、打打斗地主，其乐融融。晚上9点，老莫打来电话，说要来接孩子去我们原本的住所和爷爷奶奶放烟花：“今晚就让他住我那边，也让我好好陪陪他。”

  我并不愿意让孩子大晚上来回折腾。我们分居后，老莫从没给过一分抚养费，孩子生病、日常检查身体都是我请假带他去医院。他爷爷奶奶除了偶尔给他买一堆垃圾食品和零食，从未想过到底什么样的生活和习惯才是小朋友真正需要的。

  老莫和他的家人永远只在自己有空、有精力的时候出现，对康宝展示所谓的亲情和爱。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父母也并非明事理的长辈，他们极度爱面子，在新年这种需要“一家团聚”的时刻，才想起小孙子“应该”陪伴在身边而已。

  父亲劝我：“毕竟孩子是他们家的长孙，你婆婆虽然不明事理，但康宝小时候那几年也是由她带大的，过年么，就让他去那边吧。”

  有了我的应允，老莫很快接走孩子。可快零点敲钟时，康宝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想回我们自己家。”

  那一晚，全国人民大概都在团圆，我和母亲在新年钟声响起之前，步行去了旧居所，接回了伤心的康宝。孩子回到家里，我才知，老莫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后，在大年夜就去跟所谓的朋友喝酒、打麻将了，压根就没回家。在老莫父亲眼里，零点之前不放鞭炮就炸不走第二年的霉运，而康宝一心想等着爸爸回来再放烟花，拉着爷爷不让他动买好的鞭炮，同样暴脾气的爷爷就冲他发了火。想着准“前公婆”的样子，我只觉得可怜又可笑，是怎样愚蠢的父母才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又安抚不了自己的孙子？同时，我的内心却有着一丝另类的雀跃：还好我同老莫分居，并且无比坚定地坚持离婚，不然，在未来的无数个节日，我都会被老莫和他一家各种不可理喻的事情所牵绊。

  春节过后，我仍盼着案子能早点有进展，拖到了2月，老莫申请移交的法院才接收了我的案子。又过了1个月，律师通知我：“咱们的案子，排到5月底开庭，这都算快的。”

  原本我对吴叔是极度信任的，他的女儿是我和一位闺蜜欣欣共同的朋友，之前欣欣也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请的吴叔帮忙处理，才争取到了想要的结果。出于“熟人”间的信任，在确定要诉讼离婚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找了吴叔咨询。

  吴叔年近50岁，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圈内人脉。去年8月，我把所有梳理好的证据呈现在他面前——一叠厚厚的资料，包含老莫1年内的微信账单流水、在外开房水单，多段录音，包括他威胁我的录音以及小三承认他们不正当关系的录音。另外，还有2021年年底老莫和我因琐事大吵一架后去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的回执单。只是那次冷静期过后，他又反悔不愿意离，彼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有越界行为，考虑到康宝的成长，也只好作罢。

  我将大概的纠纷经过细细讲给吴叔听，并告知我的诉求。吴叔表示：“像你们这种之前就去登记过离婚申请，只是冷静期到了又没去的，又有对方开房证据，那应该能在3到6个月之内解决。”

  那时，我还不知道《民法典》颁布后，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处理“习惯”——不涉及严重的违纪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且一方不同意的前提下，首次起诉都不会判离。听闻吴叔淡定的承诺，我便很痛快地把案件交给他代理。

  起初吴叔表现得很积极，整理好文书、诉状等等，很快就约我一起去法院立案。案件的代理费根据原被告双方资产估算来定，吴叔告诉我：“你这个案子，如果按市场价来说，至少要10万到20万元的费用，你是我女儿的朋友，就给5万的辛苦费吧。”他还表示，这就是包含除了法院诉讼费之外，跟案件相关所有的费用了，会一直负责到我实现离婚目标为止。

  当时我只想着有钱律师才好办事，很痛快地一次性支付了全部代理费。因为律师费算是打了折，我心里过意不去，所有证据都亲自收集，整理得清清楚楚。原本有些该律师出面处理的部分，我也尽量自己办理，尽量不麻烦吴叔。我知道，作为资深律师，吴叔手上一定还有许多其他案件要处理。

  直到老莫开具虚假居住证明、申请更换审判庭来以拖延时间时，我才意识到打官司还有许多合法的“漏洞”可通过，而吴叔从未告知过我这些。从一开笃定地说案件会在6个月内处理完毕，到后来案件由于各种正当理由而被一拖再拖，吴叔只是表示：“我也不知道你老公这么难搞。”“那刚好全城都阳了，法院就是这一个效率没办法。”

  在诉讼期间，吴叔并没有提醒我去开分居证明、保存租住居所水电气缴费单等可能对我有利的细节。但我又不能完全说吴叔不负责——在案件从原法院移交到新法院的过程中，吴叔去档案室托了熟人，才把我的案子从小山一样的文件堆中找出来，亲自送去了新法院的接收室。否则，我的案子估计要到下半年才开庭了。

  在等待移交和开庭的日子里，我逐渐认清现状，抱着“永远把处理问题放在第一位”的心态，开始自我治愈。

  分居后，我突然拥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爸妈不仅帮忙接送、照料孩子，还做花样繁多、营养全面的三餐，像洗碗、清扫、采购居家用品等等家务都不要我沾手了。那些以前需要我花费大量时间承担的“责任”和隐形的“家务”，突然就从我肩头卸了下来。和公婆一起生活多年，我一夜之间又做回了爸妈的“宝贝女儿”。

  有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我的幸福感也大幅度增加。每周，我都会去游泳、练瑜伽，偶尔还会“撸铁”、做力量训练。原本总是延迟的生理期变得规律了，即便因为工作原因要晚归或应酬，我也再不会压力重重——毕竟现在的家里不会有埋怨我“怎么不按时回来带孩子”的公婆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换发型、做美甲、做美容，买自己最喜欢风格的衣服，按自己的时间和闺蜜们聚会，不再有人以批判的目光审视我的一切，询问我花了多少钱。

  除了日常生活的“升级”，我还去体验了以前一直想做的事情。结婚那年，由于老莫忙，我们连婚纱照都没时间去拍。现在想想，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约了摄影师，一个人去拍了写真，记录自己即将恢复单身贵族的时光。我还和朋友一起去潜水咖啡厅体验自由潜，去福州旅行放松身心，带家人参观了孩子最想去的省博物馆……如今，我做所有事情的前提只有一个：心里开心，卡里有钱。再也用不着等着另一个人反复承诺，最终收获一场场失望了。

  初春时节，我带着孩子回到原住所去拿当时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一些衣物和课外书籍，老莫用平板电脑新装的游戏支开康宝，把我强抱回主卧，企图和我发生丈夫妻子的关系。我冷静地告诉他：“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告你婚内！我最后跟你科普一次，《刑法》规定，婚内可以判到3年以上、10年以内。”

  在我毫不留情地奋力抵抗中，他只好悻悻作罢。那一张欲望不能被满足的嘴脸，只让我觉得更加恶心。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回原来的家接孩子或者拿东西，关乎接送孩子的事情，也只愿意在公开场合处理。我买防狼喷雾，以防万一，也开始规划去学习点格斗或者散打技巧。

  4月初，法院通知我缴纳1万5千元的诉讼费。随着开庭日临近，我开始在抖音、小红书平台上搜索关于离婚案开庭的需要注意的几点，希望可以做足准备，争取到最好的结果。通过在网络世界观看各种案例和经验分享，我才意识到，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大多面对另一半出轨、家暴、赌博等问题无法协议离婚，也对诉讼离婚、保留证据、维护资产等方面毫无头绪的年轻女性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在往上留言询问，查看无数个帖子后，纠结如何迈出第一步。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定期在小红书上分享有关查证另一半出轨、起诉、合理合法取证、聘请律师和在诉讼期间如何重塑自我等攻略。在简单陈述每个阶段的故事后，我提供了具体需要注意的几点和操作方法。

  令我惊讶的是，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粉丝数量从最初的30人增长到了近400人。每晚登录后台，我发现全是女性发来请教很多问题的私信。有被丈夫家暴3年多的乡村农妇，身上毫无分文，不知道怎么离婚；有和我一样的城市白领，丈夫反复出轨，但孩子太小，不知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还有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孩，去警局领回因嫖娼被抓的丈夫，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生下两人的孩子……

  我认真阅读完每一条私信，尽量利用我在危机公关方面积累的经验，给她们一些客观的建议。然而，我知道这些私信背后一定隐藏着无尽的眼泪和无奈。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面对自己破碎的生活时，仍不忘宽慰我几句，甚至有些女孩的问题远比我所经历的更加残酷和严峻。

  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本随意的分享、记录以及与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性的对话，也在慢慢治愈和提醒着我。通过她们，我得知了保留分居后的缴费明细和租房合同作为未来有力的证据的重要性。有人提醒我，首次起诉如果没有判离婚，该怎么样申请法院退还诉讼费；也有人留言说，首次起诉99%都不会判离婚。她们温和又坚定地向我提供着关乎离婚的所有细节，要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建设……有些女孩们无私地分享给我的细节，甚至连我的律师都没有告诉过我的。

  在我做开庭准备的期间，早已失去工作的老莫告诉我，他一直在积极面试，只是不想以离异的身份入职，一旦找到工作，他将按照我的意愿办理手续。然而，我依然不相信他所说的任何线月底，老莫告诉我，他陆续参加了几家公司的面试，有外企，也有本地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但他总觉得岗位不够高或者薪酬达不到预期，或者招聘被取消。1年半过去了，他依旧闲赋在家。

  我则焦灼地等待着马上就要来临的首次开庭日。开庭前几晚，每到凌晨，我都在脑海里反复模拟我和老莫的对峙场景：如果他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我要怎么样应对；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显得得体又慎重；如果他在庭上暴怒又要打我，法警会不会及时制止……

  5月30日，我和吴叔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通知上写着开庭时间是9点30分，但直到10点，法官才匆匆赶来。老莫那天压根没再次出现，这次没有被告的开庭，成了“走过场”。

  法官是一位女性，接过我们的诉状后，她简单地看了眼，没有在庭上查看我整理的一沓证据，只是例行询问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孩子多大了，何时结的婚，大概的资产状况等等。

  没有律师的辩护，没有庭审上的对峙和辩解，整个开庭过程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吴叔突然对我说：“按法官的意思，这次被告不出席，你们又涉及大额资产分割，应该是不会判离了。”

  我内心霎时既委屈又愤慨，原本想反问他：“你当时为何需要承诺我6个月内一定能解决呢？”

  当天下午，老莫假惺惺地打来电话，声称自己前一晚有应酬，所以早上没起来。他表示，如果我不争抢房产、车子和车位，双方各自存款不动，他愿意给我50万的补偿，调解离婚。我挂断电话，不禁冷笑，这些糟糕的借口只让我更加坚信，不论花费多久时间，耗费多少精力，远离这个的男人是我此生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

  后来，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老莫背后有一位也不愿意与发妻离婚的朋友给他支招儿。不出庭，就表达自己不愿离婚的意愿，我国法官平均每年要审理500多起案件，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涉及离婚案且被告不到场，法官就会“走过场”，一定不判离。这样，老莫就能在未来的一年半载里，再想想办法。

  只有我知道，老莫为什么如此拖延离婚这件事——他并非多爱我，只是对他而言，离婚是弊大于利的。中年男人不肯离婚背后的真相，无非是考虑经济成本、时间消耗、年龄焦虑以及面子工程几个维度。对他们来说，失去免费保姆、失去一个能够分担风险的伙伴比失去情感更让他们痛苦。更何况，他失业1年多，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晚一点离婚他就能多分走一部分我的收入。

  所以他仍然时不时地跟我道歉，希望我能带着孩子搬回去，只是依旧不承认自己出轨。我非常相信偶尔读到的一句话：要是你什么都能原谅，那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活该。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狠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公平。

  首个开庭日失败，根据法院的效率，还需要等待2到3个月才能得到判决书。尽管知道大概率的判定结果，我仍然决心全力以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合理合法地做我能做的一切，争取在首次起诉时就能获得离婚判决。

  我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手头的证据，其中包含老莫和小三开房6天的记录，小三亲口承认事情经过的录音，他殴打孩子的视频以及无数次威胁我和家人的录音。此外，我还有一沓厚厚的他的银行流水账单，里面记录着他无数次在酒吧和KTV的大额消费，以及为小三购买奢侈品的情况等等。后来，一位小红书的粉丝提醒我，我还可以补充孩子亲口描述爸爸打妈妈以及孩子愿意跟着我生活的视频作为证据。

  知道吴叔心思不在我的案子上，我又去找了几位不同的律师咨询，甚至还找了远在天津做法官的大学同学请教。

  在6月底，我重新前往法院，递交了一套新的资料作为补充证据，以支持我的案件。这些资料包括之前老莫威胁要藏起孩子而我报警协调的出警记录、儿子亲口录制的视频，以及我对案件的客观补充说明——法律规定如何、本案事实如何。希望能够通过清晰的逻辑和铁证般的事实，打动法官。

  7月底，老莫突然联系我：“有猎头给我提供了一个青岛的高层管理岗位，已经面试几轮，你一直不回头，那我可就准备去了。”

  想到老莫能离开我和康宝居住的城市不再骚扰我们，我爸妈都开心极了。我立马趁热打铁，想要劝说他同意离婚：“那不如你告知法官你同意离婚，一审我们就让法院做资产分割。”

  老莫电话里虽然同意，可我知道，这事儿也许另有波折。果然，在联系吴叔之后，我得知双方确认离婚意愿，必须本人亲自到法院说明情况并签字。

  但凡任何的需要老莫花时间的事情，总是不会太顺利。我们原本约定在周三下午2点见法官，但老莫临时又说：“新公司要我打印银行流水，隔天就去报到，我可能要晚2小时到。”我和吴叔只好向法官道歉，又重新约定了下午4点的时间。然而，到了4点，老莫却不接我电话，只发来微信：“我这边还没搞完，这事儿是小事情，没我入职重要，等下次回来再说吧。”

  自从我踏上诉讼离婚之路，就像是一位苦行僧，万般意外和无奈都成了一种修行。经过2个月的焦灼等待和不断自我治愈，我终于收到了一份判决书，正如吴叔所预料的，首次起诉并未获得离婚判决。虽然我早已做好心理建设，但想到因为离婚未能成功而浪费了一年的时光，心里难免失落、难过。

  在老莫启程奔赴青岛入职的第二天，我和老莫共同的朋友小西，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我起诉未判离的结果，他主动跟我说：“姐，其实有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老莫曾因性骚扰被报警过，这事儿也许对你有用。”

  在小西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得知，从2022年9月起，也就是我和老莫分居的第二个月，老莫便开始跟一个女孩搞暧昧。11月，他喝醉了酒，试图那个女孩，对方报了警。

  我和小西只是点头之交，很意外他愿意这么帮忙，甚至给了我那个女孩的电话。他一再跟我道歉：“我知道老莫脾气不好，也只敢在他离开以后才说。其实，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我笑笑表示没关系：“没有离不掉的婚，多消磨一年青春而已。”

  隔天晚上8点，我在次卧点开手机录音，拨通了那个朵朵的电话。起初，我担心朵朵会很抗拒和我接触，于是我带着全部的诚意，先把我和老莫的过去种种说给她听。也许朵朵也曾被渣男伤害过，多少对我有些共情，就在电话里把老莫对她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

  早在2018年，朵朵因经营玉石工作室和老莫相识，老莫找她买过几次手串，他们逐渐熟悉起来。那年年底，朵朵的母亲患癌过世，老莫在葬礼上忙前忙后，还开车帮忙接送朵朵亲友。那之后，两人关系逐渐变得亲密。当时，老莫告诉朵朵，说自己已经和妻子分居很久。

  2019年春，朵朵飞去重庆找闺蜜游玩，而恰好老莫也在重庆出差，通过朋友圈得知朵朵也在后，强烈要求朵朵和闺蜜一起与他共进晚餐。饭后，老莫绅士地提出送两人回酒店。朵朵回房后，老莫却突然发来信息，说要到她的房间坐会儿，聊聊天。当夜，朵朵已经发现老莫似乎有些不轨的意图，于是关机，没有理会。那之后，朵朵再也没主动联络过他。

  到了年底，老莫为工作频繁参加饭局，有一次他以对方对玉石感兴趣的名目，邀请朵朵一同出席。晚餐时，朵朵发现几位老男人不断给她灌酒，席间的话题也慢慢变得多，便找了个借口早早离场了。事后她才得知，老莫原本想在那个酒局上灌醉她，然后将她“送给”其中的一个领导。这件事情让朵朵心中警铃大作，和老莫的交往就此淡了下来。她刻意不给老莫任何见面的机会，仅仅保持朋友圈点赞的关系，偶尔也通过同城快递卖几只小手串给老莫。

  到了2022年9月，朵朵发现老莫在她这里买手串的频次突然高了起来，她虽然尽量不和老莫见面，可老莫总在微信上反复告知她：“我已经和前妻正式办完了所有离婚手续。”

  朵朵虽然对老莫没有一点想法，可也没直说对他不感兴趣。2022年11月是我起诉老莫的第三个月，没有了我的日常陪伴，老莫也许是急需宣泄，经常在凌晨给朵朵打电线日，半醒半醉的老莫在夜里不停敲打朵朵家门。朵朵无奈，只能开门，试图劝说他打车回家。老莫却推着朵朵径直倒在了沙发上，撕扯她的衣物，试图她。好在朵朵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毫不留情地踢打了老莫的，又捡起扫帚上的不锈钢棍，大喊着把他赶出了家门。朵朵知道老莫性格暴躁，独居女生终归怕无赖上门报复，当晚，她拨通了亲弟弟的电话，让他赶来她家。

  后面3天，老莫一会儿在微信上道歉，说自己是一时冲动，一会儿又骂朵朵：“这些年老子帮了你多少忙，在你这买了多少东西？你怎么就不把我当自己人！”

  “双11”白天，我在法院处理老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当晚，老莫却又敲响了朵朵的家门，没想到开门的是朵朵又高又壮的弟弟，他一把抓住老莫。在弟弟的陪伴下，朵朵报了警。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天上门的张警官，竟是当初老莫阻止我搬家、威胁要藏匿孩子逼我报警后，上门调解的那位。

  老莫在朵朵家门外，拿出手机里和朵朵的聊天记录，不停解释：“我们是朋友，我没骚扰她。”可朵朵却直接播放了之前老莫深夜打电话给她口无遮拦的录音。张警官大概也记得老莫的一些不良行径，当晚就告诫他：“如果再来上门，或者电话骚扰这位女士，我就拘留你。”

  没在朵朵那里占到便宜的老莫，后来对外跟朋友们宣称，朵朵是出来卖的风尘女子，因为价格没谈拢，才跟他闹翻了。诽谤和辱骂似乎能让老莫一解心头之气，也更加让朵朵确认要远离这个，在所有通讯、社交平台上，她彻底拉黑了老莫。

  我同朵朵讲了这一年的离婚诉讼所经历之后，朵朵主动提出：“只要有我能做的，对你起诉有利，我都愿意帮你。”第二天，我在朵朵家小区门口接到了她，一个很温柔、瘦小的女孩，却有着坚毅而果敢的眼眸。我们在张警官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记录老莫“性骚扰”的出警记录，朵朵甚至贴心地写了情况说明，签字、按手印，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便我呈交法庭佐证。

  吴叔得知后也提醒我：“绝对不能让老莫明白我们有新的突破，要在第二次起诉时，给他致命一击。”

  老莫抵达青岛后，马不停蹄地跟着新老板出差，好像已经投入了新的角色。我出于私心希望他年入百万，再遇良人，尽快放弃我们的婚姻。吴叔和我一起算了算日子，首次起诉判决书在8月10日后生效，我们只可以等待半年，也就是在2024年2月10日后，继续二次起诉，而那一天，刚好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相信等到新的一年到来，我一定等得到期待的结果。这个结果无关乎情爱和过往十多年的时光，它是重启我人生的一把钥匙，也将在这些风雨呼啸而过的日子里，去见证一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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